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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江东:我的父母亲  

2011-06-12 07:17:10|  分类: 父辈故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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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父母亲

 

    1958年春,父亲从张家口部队速成中学学习结束后,分配到204师工作,全家经徐州短住后搬来临沂。1959年我又独自在徐州68军“荣光小学”上了两年学,1961年转回到临沂204师“金雀山小学”,一直到我当兵,在临沂生活了八年。这八年基本是我记忆中的童年和少年的全部,是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感受最珍贵最温暖的时光。在这些绚丽多彩的记忆里,父母亲无疑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。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,是信仰忠诚、崇尚责任、无畏牺牲、艰苦清贫的时代。他们那一代人有过惊天地、泣鬼神、走马定江山的英雄业迹。但父母却很少提及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工作,让我对他们的过去知之甚少。1976年父亲病故后,在组织的安排下我看了父亲的档案。里面记载着父亲光荣的一生,我从那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和负伤记录中看到了战争年代的父亲。对我来说,他们是伟大的父母。他们不仅生我养我,他们那朴素无华的品德也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血液,不断地熏陶着我,伴随着我的成长。

 

 父亲在家是老大,18岁那年就和比他大一岁的母亲结了婚。父亲属于那种沉稳、忍让但又有主见的性格。婚后两年有了哥哥,当时的父亲,是长子、长兄,又是丈夫、父亲,在穷苦中承载着一大家的责任。1938年初,胶东爆发了抗日武装起义,父亲毅然决然参加了革命,这在当时是要付出很大决心的。参加革命后,父亲先是在地方武装工作,1939年3月入党,1940年编入胶东抗日五支队。抗战结束后从龙口乘船去了东北,部队后改为四野的五纵,参加了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、解放大西南、抗美援朝。战争后期,父亲又调到志愿军独立团。这支部队是为到三八线以南长期打游击组建的,后来坚持不下去才撤了回来。父亲打了十几年的仗,负过三次伤,可谓是为革命出生入死过,可他从未居功自傲,直到离世从未向组织申要过什么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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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父亲的一生都是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。一件件难以忘怀的事情留在了我儿时的脑海里。记得那时南营房“的---答---的答---”的下班号吹响时,那号声飘过没有汽车噪音污染的大街,连家属大院最后一排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阿姨们在下班号响起前做好了饭菜,围站在大马路旁,一边聊着家长里短,一边等待着丈夫回家。黄昏前那短短的一、二十分钟,三五成群欢声笑语的阿姨、天真烂漫嘻嚷追逐的小伙伴、大门口鱼贯而入的军官叔叔, 构成了家属大院一天中最欢快最祥和的风景线。当几乎所有家庭都开饭了,而父亲却经常进大门后又和个别叔叔站在马路边谈工作。一谈就大半个小时,家里的饭菜凉了再放回锅里温着。我和弟弟饿得掀开锅盖想先吃点什么时,母亲有时埋怨我们等不及,有时又气父亲还不回来,让我们先吃。真待我们坐下要吃时,父亲回来了,母亲生着气一言不发,父亲无奈且又和善地解释着。这好象是我看到的父母亲唯一拌嘴闹矛盾的理由了。

 那时我们家有一间父亲用作办公的房间,其实只有一张四方桌和几把凳子,这里成了后勤部的领导和科长叔叔们经常在晚上开会谈工作的地方。有时还有不太熟悉的叔叔可能因工作或生活上的事情来找父亲,父亲总是耐心地与他们交谈。熄灯号响了,我和弟弟打磕睡上床了,母亲在前屋或搓着麻绳或织着毛衣等着。那涂上白涂料的玻璃门透出的灯光还不知要亮到什么时候。 事无巨细的后勤工作、小东关农场的开发建设,父亲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。在我当兵数年后,才能深深地体会到这一切。

 六十年代部队掀起学“马列毛选”的活动,晚饭天黑后学习成了父亲的功课。当我和弟弟在大院里疯玩到很晚,被母亲喊回睡觉时,总是看到父亲或拿着书在认真思考,或苦思冥想地写着笔记。可能是那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不是那么好理解,父亲似乎学得很吃力,而父亲却一直孜孜不倦地坚持着。有时可能是感到笔记写得不错,还轻声轻语的读起来。当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弟整理他的遗物时,那一本本工工整整的学习笔记,仿佛又让我们看到父亲在灯下认真专注地写笔记的情景,父亲从私塾里练就出来的字体显得格外古朴有力。

 当时作为全师干部中年龄最大的父亲,没有架子、不搞特殊、平易近人,更为他赢得了大家的尊敬。每到星期天,我和弟弟经常随父亲去南营房服务社。我们是去玩,父亲是去找职工谈工作聊生活。记得有理发的盖叔叔、花工老王爷爷、裁缝老梅大爷…… 这些平日没有时间接触的人,父亲就是利用星期天去了解他们,熟悉他们,让他们安心工作,为部队建设添砖加瓦。

 在我小学五、六年级时,有件小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每到星期天,父亲总是喜欢换上一件蓝呢子便装去大东面的集市买菜,我自然每次都是 “贴身随从”。每当出大门时,尽管父亲换了便装,警卫连站岗的战士还是给父亲行立正礼。父亲还过礼后,走到战士面前亲切地说:“小同志, 星期天穿便装就不用行礼了,”战士腼腆地回答:“ 知道了”。等到买菜回来时换岗了,又是行礼、还礼、解释,这样反复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以后凡是老兵都知道了父亲的习惯,看到父亲穿着便装走过来时,就和父亲打招呼:“李部长, 星期天买菜啊,”父亲也高兴地和他们打打招呼。可是对不知道的新兵,父亲仍然是一次次微笑着重复着还礼和解释。头几次我还觉得好玩,但渐渐地我感受到了父亲的那种认真。在军营里长大的我,懂得军礼意味着等级的尊严和礼仪,而父亲的这种还礼,体现的却是尊重和爱护。因为我从父亲那亲切的目光里,看到的是官兵平等和父辈般的关怀。

 文革期间,父亲没有参加支左,而是坚持部队工作。但同样为不停的武斗,混乱的局势而焦虑。1967年夏天,“ 八大组织”冲击卫生营后面的招待所,抓走王效禹派来的所谓“ 省革委会代表”。父亲在卫生营紧急指挥处理失控的场面,由于操劳过度突然昏了过去。其实父亲从那时就因积劳成疾患上了脑血管疾病,以至后来早早的离开了我们。

 父亲很少有时间过问我们的生活,只是偶尔关心一下我们的学习和进步。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,父亲对我却有过两次重要的谈话。第一次是在1965年夏天,我考取了临沂一中,父亲兑现他的承诺,把他那支用了多年的暗红杆“派克”钢笔送给了我。在送给我钢笔的那个晚上,父亲当着母亲的面很郑重地告诫我上中学后要戒骄戒躁,要更努力学习…… 父亲还满面喜悦地和我谈起了将来上大学的抱负。那个年代,能考上一中,我都感受到了很大荣耀。而上大学,那是何等的梦想啊!父亲还从未那样认真地和我谈起我的学习和将来,我从父亲的喜悦中体会到父母对我的期望。打那后我好象长大了。中学生和小学生的不一样似乎就是从那个晚上开始。我带着梦想开始了中学的学习和生活。可是,第二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让我的大学梦破灭了,父亲的寄托也无法实现了。在以后的生活中,靠着努力自学才不至于被社会抛弃,而父亲给我勾画的大学梦想也成为我终生的遗憾。第二次是在我当兵临行前的夜里。那阵子父亲特别忙,部队要大调防到胶南,后勤部的几位叔叔天天晚上在我家开会。夜深了,父亲叫醒已睡了的我,坐在床头和我谈起到部队后要服从工作分配,遵守纪律,团结同志,不能有干部子女的优越感。“你是一名战士了,到了部队要学会自己管理好自己…… 我们把你养大了,到了部队才真正锻炼你…… 不能怕吃苦,要和农村的战士一样严格要求自己……”那天夜里,我是在第一次接受“成人教育”,父亲把儿子当成一名士兵在谈话。在他心里儿子长大了,在远离家门开始人生之路前,他想把所能想到的都传授给儿子,他有太多太多的话想对儿子说。我没有了睡意,聚精会神地聆听着父亲的谆谆教诲,心底里对父亲平日不太关心我们的一丝抱怨顿时消失的一干二净,留下的都是对父亲的敬仰和暗自的决心。第二天,我带着父亲的教诲走进了部队这所大学校。

 

 母亲是一位身材瘦弱、小脚、不识字的家庭妇女。看上去就是年轻时经受过封建社会禁锢的农村女性。可是,母亲却又是一位战争年代入党的老党员。虽然没有父亲那般职务显现出的经历和辉煌,而只是默默而又顽强地做着一个革命者的妻子、军人的家属。在她那瘦弱的身躯里,始终蕴藏着一种坚韧的力量,让她能够从容面对人生的磨难和转变。

 小时候,时常听母亲讲起她过门当媳妇后如何处好公婆当好大嫂的往事,脸上洋溢的是对青春的回忆;讲起父亲参加革命后她又是怎样经历东躲西藏的危险,十几年“舍死盼命”(母亲回忆那段往事时常用的语言)的艰难,造就了她无惧的性格;讲起她参加土改支援前线的故事,显得又是那样得激动;讲起她带着哥哥两次历尽艰辛赴朝鲜,才得以见到分离十几年的父亲时,目光中饱含着沧桑和感叹。母亲去世后,我们在家里的箱子底惊奇地发现了母亲在1947年荣立的特等功奖状,表彰她英勇斗争积极支前的事迹。这却是从未听她说起过的事情。这就是母亲的性格,默默中彰显着巨大的毅力。那张已经泛黄了的奖状记载和浓缩了战争年代的母亲,我们把它陪伴着母亲的骨灰一起安葬在了家乡的土地。

 走过战争年代来到了营房。母亲成了一名和平年代的军人家属。当时的204师家属大院、家属委员会是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组织。开会、学习、评比,各种活动搞得有声有色。母亲尽管在家属中年龄最大且又不识字,但却事事不甘落后。比如我们家在每次的卫生大检查中,都会得到代表上游的红纸。在母亲的眼里,即便是代表中游的黄纸(绿纸代表下游)都不行,所以打扫起卫生格外认真。门缝桌底、床边柜顶都要擦洗的一尘不染;地面也要用水冲刷的干干净净。说实话,我们家没有女孩,哥哥又早早到外地工作了,这打扫卫生的活,只好我帮着母亲干。每当我蹲在窗台上擦玻璃时,邻居家的阿姨们看见了都夸奖我勤快,我也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无奈。那些年为得到那张小红纸,我这大男孩还真是硬着头皮当起了女孩用。每年评比结束,当看到母亲冲着那些“爱国卫生积极分子”、“五好家属”的奖状微笑时,我也象是小有功劳似得有点自鸣得意。

 没有上过学是母亲终生的缺撼。她时常用自己的缺憾来教育我们兄弟好好学习,长大成为有知识的人。她自己也曾尝试过学习文化,每天晚上学着认“老三篇”的字。至今,回想起灯光下戴着花镜吃力地认字的母亲的情景,都会受到莫大的感动。我那时也就成了母亲的“教员”。只可气的是我这个不称职的“教员”经常耐不住性子,打击了母亲的学习积极性,没能让她坚持下来。这事倒成了我长大后感到愧对母亲的遗憾了。

 母亲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,忘不掉艰苦年代的穷日子。勤俭持家在家属院是出了名的。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,全国大饥,同样的口粮,由于母亲的精打细算,我们家从未出现断顿的时候,左邻右舍都说母亲会过日子。当然,这其中少不了母亲自己吃糠咽菜,把粮食留给父亲和我们兄弟吃。记得母亲那时经常犯胃病,疼得厉害时整天吐酸水。可吃饭时又总是抢着吃地瓜咸菜,父亲常为这事心疼地埋怨母亲。我和弟弟从小到大穿的衣服、鞋都是母亲自己一针一线缝制的。就拿做鞋来说吧,糊布壳、搓麻绳、納鞋底、上鞋绑…… ,这些都是很折磨人的活。麻绳搓得母亲小腿红肿,就换另一条腿;納鞋底锥子顶得手肚肿疼,就垫一块手绢。年复一年地做着我和弟弟的布鞋、棉鞋、棉衣、罩衣、毛衣…… 。母亲不仅节俭,还是很要体面的人。平时给我和弟弟穿得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。每到过年准有新衣新鞋穿。记得我到了十四、五岁时,觉得新衣太扎眼难为情,大年初一早上很不情愿换新衣,还被母亲数落一顿。我那时哪能体会到母亲的一番心意啊!母亲为我们起早贪黑、操劳辛苦,渐渐地皱纹爬上了她的额头,白发遮掩了她的青丝。随着我们的成长,母亲也一天天老去,虽然她已故去多年,但这份母爱却深深的埋藏在我心中,让我永远的怀念她。

 

 父母对儿女的爱,是这世间最大的爱。人们从父母的大爱中感受到割舍不去的养育之恩。这种感受愈是强烈,愈是激起对父母的思念之情。这些道理只是自己也上了年纪才体会深切。当父母还健在时,反而体会不到,没有为他们尽到儿女的回报之心。人生的后悔是无法弥补的,我此时只能对天堂里的父母说一句:“爸爸、妈妈,我爱你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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