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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忠回忆录:《走出烽火硝烟》52.回延安  

2014-11-22 14:59:14|  分类: 父辈故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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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.

19439月,太行山的秋天似乎来得较早,天高云淡,金秋气爽。我们太行一军分区在秦基伟司令员的领导下,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,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,度过了抗日战争中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。

中共中央出于长远战略考虑,决定将一批较有文化并经过实战锻炼的干部,调往延安受训储存。当时的太行各部队领导几乎都是分为两套班子,一套去延安受训,一套留在太行坚持斗争。

9月下旬,我正在司令部开会,秦基伟司令员递给我一份电报。电报是一二九师政治部拍发的,内容是调我回延安学习,说实在的,我很矛盾。在太行几年了,在一军分区工作整一年,真想回延安学习,去看看我们的红色大本营,可又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、患难与共的同志们。

秦基伟此时对我说:“伙计,你不去吧,我给师政治部去个电报说说。”

郭峰政委也劝我留下来。原来几天以前,师政治部也来了电报,通知我一军分区的另几位同志去延安学习,其中就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杨克冰大姐,还有郭峰政委。军分区一下子走了好几位干部,秦司令确实舍不得哩!我考虑再三,既然上级电报调令已到,就应该服从,我谢过司令员和政委对我的挽留,决定不日去延安。

巍巍太行沉浸在夕阳的余晖里,供给部驻地夜壶泉的那股从碗口粗的泉眼里涌出的泉水,仍在日夜不停地汩汩流淌。要离开太行根据地了,我眷念着战友们,眷念着太行的乡亲们,眷念着这块我们与鬼子拼杀、用汗水和鲜血浇灌的土地。真的要走了,我和刘清部长在村外的山道上久久漫步,后面还跟着“艄公”和“特勒”。

要走了,我同一些不在身边的战友一一打电话道别,此刻也想到了刘伯承师长。在他身边工作了好几年,来一军分区后虽不常见面,但总有机会通电话,此时就要离开太行,远行延安了,一定要去电话道个别呀。电话要通了,师长那亲切浓重的四川话又在我耳边响起,他告诉我去了延安一定要努力学习,并告知我不必来师部集中了(一二九师还有一些同志去延安,师部原定大家都将在师部集合出发),因中央来电调太行警备旅(既原冀中警备旅)也去陕甘宁边区,我可以随警备旅一起走。最后还告诉我,他也要去延安。我听到这消息真是高兴极了。

10月初,我策马去山西昔阳,在高乐镇找到太行警备旅。

警备旅来太行一军分区一年了,全旅的物资给养都是我供给部供应,我和几位旅首长都十分熟悉。王长江旅长和旷伏兆政委热情接待了我,并安排我同该旅的警卫连一道行军。非常凑巧,警卫连连长涂兴凯是原红四方面军九十三师我交通队一班的通信员,当年长征,我们两个伤病员互相帮助、互相鼓励,才得以翻过那千年大雪山。他见到我这个当年的队长非常高兴,两人有说不完的话。由于征程遥远,涂兴凯还让一位饲养员专门来照顾我的那匹马。

警备旅有三千余人,此行陕甘宁边区路途遥远,将横贯山西全境,其中将要穿越日军四道封锁线。大部队长途行军恐难以做到不留一丝踪迹,为了保证全旅顺利通过敌封锁线,部队作了几天的准备,决定如遇敌阻拦,将用武力打过去。

部队出发,一路向西。沿途遇小股敌人,为避免麻烦,不暴露行踪,能不打则不打。有许多地段,通过我们在伪军中的内线做工作,伪军们睁只眼闭只眼,等部队过去后就朝天放空枪。有几个据点没有我们的人,当地群众主动为我军带路,从敌人防守结合部穿过去。在夜间通过时,敌人摸不清我部队的底细,躲在据点里不敢出来,也不敢放枪,我部队从据点旁通过如走大路。部队不久就抵达太谷附近。

从太谷到交城近二百华里,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,日军在此设有四道封锁线:两条南北向的公路,还有同蒲铁路和一条汾河。敌人在交通线上建立了许多据点,修筑了大量的炮楼和碉堡。日军在公路的两边挖了很深的壕沟,铁路线上还有铁甲车来回巡逻,这给我们部队的行动增加了很大的困难。部队轻装前进,避开巡逻的铁甲车,越过同蒲路,蹚过汾河,即进入交城和文水交界的地方。这时我们遭遇日军一个联队的堵截,警备旅边打边走,十四个小时竟跑了二百里路。我们进入吕梁山,日军还在尾随追击。在横尖附近,我们部队一个回马枪给日军以突然袭击,鬼子猝不及防,伤亡惨重,拖着几十具尸体逃走了。我们翻越吕梁山,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,并与一二○师取得联系,走了几天到达临县。很久以后才知道,警备旅在晋西北留了下来,中央军委将太行警备旅划归八路军一二O师管辖。

到了根据地就像到家一样,临县县委的同志请我们吃饭。那是羊肉莜麦花卷。在太行根据地我们吃糠、吃树叶,实在太艰苦,到这里能吃到这样的好东西,大家兴高采烈,敞开肚子吃了个大饱。可哪里知道莜麦那东西吃多了会涨肚子,许多人吃撑了,直喊肚子疼,路不能走,连马都不能骑,部队不得不在临县休整。两天后,我们在兔坂以西渡过了黄河,经佳县的乌龙埠最后抵达米脂,进入了陕甘宁边区。

我与警备旅分手后,即到中央处理委员会报到。在这里,我见到了原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,此时他任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兼任处理委员会主任。处理委员会专门接待和考察从敌后调回的干部,并安排和分配这些干部去延安或陕甘宁边区工作或学习。我们从华北来的同志都要在这里报到。

王从吾同志先接待了我,后将我带到徐向前那里,徐向前主任主要负责团级以上干部的考察与分配。见到老首长,我不知有多高兴,几年不见了,徐总指挥还是那样精瘦,不过气色还不错。当他见到我这个原红九十三师的干部时,也非常高兴,拉着我的手询问了许多太行的情况。

徐向前主任让我先在米脂住下,等一些同志到齐后再同往延安。就这样,上级发了些米面作为我的伙食,并将我安排到米脂城中一居民家休息。

我牵着马,驮着粮食和行装,随处理委员会的那位同志一道去了老乡家。这家姓杜,主人是位中年妇女,家里有两个女儿,还有她的小姑子。大女儿十九岁,小姑子十八岁,小女儿才十六岁,三个年轻女子都是县女子中学的学生,三个女孩儿个个面目姣好,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。这家似乎没有男人,我还真有些拘束。

我将中年妇女叫大姐。杜大姐对我很热情,张罗着给我安排住宿,在东厢房给我铺好了炕。三个年轻的女学生围着我问长问短,我这才知道,米脂这地方几乎成了我各抗日根据地通往延安的中转站,绝大部分华北和山东来的同志都在米脂等待分配去延安,米脂城中的大多数居民家,都住着这些干部。

房东一家对我照顾得很周到,杜大姐时常去院里为我的马饮水上料。不过我好几次看到大姐抚着马愣神,独自一人郁郁寡欢,唉声叹气。猜想大姐可能有心事,我曾问过大姐。她说她父母都不在了,惟有个弟弟,可几年前在战争中失散了,至今没有下落。他也是个军官,不过他是国民党,不是共产党。抗战初期,在共产党的倡导下,国共两党合作,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国共两党的军队都一致抗日。日本鬼子的铁蹄踏遍半个中国,残酷的战争使得中国的万千家庭妻离子散,家破人亡,战争中失散的亲人太多了,对这事我也只能替大姐惋惜。

没两天,徐向前主任派人通知我去他那儿一趟。我去后,徐主任让我坐下,并说派我一个任务。我以为是分配我去延安的事,马上就答应了。徐主任笑着说:“去延安还没那么快。米脂县女子中学要求我八路军去作抗日形势报告,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”

我睁圆眼睛张着嘴,愣了半天神才紧张地说:“总指挥(我们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习惯这样称呼徐向前),我哪里会作什么报告,没文化,又不会讲个话。这不行,真的不行!

“你试都没试,怎么就知道不行?这个任务派给你了,你必须去!”

“我去讲么事呢?真的不会讲呀。”

“你就讲你们在敌后是怎样打鬼子的。讲你们怎样战斗,怎样生活。这都是你亲身经历的事,把这些告诉别人就是作报告。”

“那,那我就去试试。”我敬了礼,准备离开。

徐总指挥叫住了我:“等等,明天学校会派人去接你,你准备一下。回去换套好点的军装,要注意军容风纪。”

“总指挥,我只有这套军装了。”我有点为难。

敌后太行的战斗生活十分艰苦,物资匮乏,我们每人也就一套军装。冬装棉,夏拆单,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。来陕甘宁边区,这地方人生地不熟,借都没地方借,我哪有军装可换呢?

“供给部政委也就这么套破军装。前方的同志们苦呀!不容易,不容易!”徐向前眼圈都红了,似乎是对我说,更是对他自己说。他转身让警卫员将他的一套军装拿来递给了我,我还想推辞。

“拿着,明天给我精神些!”徐主任将军装塞给了我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县女子中学的校长亲自来接我。我穿上徐向前那套洗得发白的军装似乎有点大,但扎上皮带,人显得很精神。

一进学校,全体女学生起立,热烈鼓掌。

校长主持报告会,讲台上铺着红台布,还放了一盆花。当校长说请前线太行山来的秦政委讲话时,场上掌声雷动。我走上讲台,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,心里怦怦乱跳,在部队接触女性机会很少,面对这么多年轻漂亮的姑娘,我心里真有点发怵。我从未在这么多人前讲过话,更没有在这么多女人面前做过什么报告。台下的女学生个个漂亮,这都是米脂的姑娘呀!在部队早就流传着一首民谣:

 

米脂的婆姨,绥德的汉;

清涧的石板,瓦窑堡的炭。



陕北出美女,果真名不虚传呀!

我思想开了小差,半天没说话,满脸通红愣在那里。校长给我倒了杯水,再次带头鼓掌。掌声让我清醒,将我那信马由缰的思绪带了回来。我振作精神,开始了我的“报告”。

我从刚上抗日前线时,王近山副团长率领我们打七亘村之仗讲起,将我所亲历和知道的战斗都滔滔道了出来。黄崖底、神头岭、香城固、一场战斗就是一个故事。我完全忘记了刚才的羞涩和恐慌,讲了许多身边的人物,有首长,也有战士,陈赓、叶成焕、丁思林、刘昌义、尤太忠、田厚义、杜永波、张益州……这些娓娓道出的故事真实生动、人物有血有肉,感染着听报告的女学生们。

台下随着我的叙述,时而沉默时而欢腾。我讲了八路军,也讲了太行的人民群众;讲了我们吃糠咽菜的艰苦生活,也讲了太行军民的鱼水深情。台下又随着我的叙述时而唏嘘叹息,时而掌声雷动。我也不知怎么了,一口气竟讲了两个多小时,我哪里会做什么报告呀,这都是讲部队和我身边的事。

报告会结束了,女学生们都跑上前来争着与我握手。在人群中,我看到了我房东家的三个女孩儿,她们在向同学们炫耀,作报告的秦政委就住在她们家。

回到房东家,女孩们争着告诉杜大姐,说我今天在她们学校作了抗战的形势报告,可精彩了。报告中好像有个人的名字和舅舅差不多。

大姐拉着我问个究竟,我如坠入雾里。

原来,杜大姐的那位弟弟早年在南京国民党军事院校里读书,是位军官,自从日军攻占南京后就没有了消息。我作报告时讲的杜永波与她弟弟同名。我告诉杜大姐,我在轮训队工作时的军事教官杜永波就是陕西米脂人,我又讲了许多有关杜教官的细节。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,杜大姐听着听着,泪如雨下,一把将我抱住,说道:“他就是我的亲弟弟呀,好多年了没有他的音信,他在哪儿呀?”

不知是悲还是喜,一家人哭成了一团。

我详细地告诉了杜大姐,杜永波离开轮训队后调到三八六旅任作战科长,在太岳根据地工作,一切都好。只是隐瞒了杜永波在战斗中负伤,眼睛失明的情况。失散多年的姐弟有了音信这是件喜事,我不能扫杜大姐的兴。

杜大姐有了弟弟的消息,并得知弟弟参加了八路军,真是喜上眉梢,心情开朗多了,像换了个人一样,成天乐呵呵的。11月的米脂天降大雪,我住的东厢房相当寒冷,大姐让我到她房里,我和她全家人围坐在热炕上,搭上一条大被暖脚聊天,真像一家人。

1115,徐向前主任来信让我去处理委员会。在那里,徐主任首先表扬我,说那天去县女子中学作报告,学校反映好极了。校长不住称赞,说八路军真不简单,那些女孩子们群情激动,都要求参加八路军哩!

随后,徐向前告诉我,我被分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,第二天就走。另外,还有十多个同志一起去延安,由我带队,并将介绍信交给了我,嘱咐我到延安先找中央组织部。

我回到杜大姐家向她全家人道别,她们都依依不舍。我又托人将徐向前主任的军装捎带回去,因为那时候部队艰苦,即便是首长也不会有多套衣服,我怎能带走徐主任的军装呢。

从米脂到延安经过绥德、清涧、延川,我带队走了几天,到达了延安。

那天是星期六,我们一行人找到中央组织部时,天已黑了。组织部院门外有岗哨,我们说要进院报到并出示了介绍信,可门岗怎么也不让我们进去,说是星期六已经放假休息,里面没人工作。眼见天已晚了,阴霾的天空似乎要下雪,大家都还饿着肚子,延安这地方人生地不熟,这一夜怎么过呀!我们这群人都是华北前线来的军人,此刻个个像吃了枪药似的火爆了起来,十多人与哨兵争吵,动静越来越大。这时,院内走出一人,穿着便装,戴顶单帽,问哨兵吵什么。

我见他是位首长,就敬礼报告说,我们都是从敌后来延安的,徐向前主任让我们找中央组织部,到了组织部却不让我们进去,天这么冷,今晚在哪里过夜呢?

这人批评了哨兵,并自我介绍说:“我是陈云。你们先随我来,别着急,我给你们安排。”

陈云是中央的组织部长哩!我们相互望了望,吐了吐舌头,相互推攘着随陈部长进了院。

陈部长看过我们的介绍信,派人先安顿我们在中共中央招待所住下,过两天就去中央党校。

在中央招待所住了好几天,一二九师几位旅团级干部陆续到来,汪乃贵、文建武、吴钊统和我分在一个桌上进餐。延安的伙食真不错,每桌四菜一汤,不是红烧肉,就是冰糖炖猪蹄、焖羊肉、爆猪肝,新鲜蔬菜鲜亮亮的,比起太行前线吃南瓜、咽山药蛋、啃树皮、嚼野草根不知强到哪里去了,这真是在天堂呀!

吃晚饭的时候,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。当时他们接到中央通知,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,他们即从太行前线来到延安,见到彭老总和师长大家都非常高兴。

我过去仅见过彭老总两次,一次在红军过草地前,我去三军团送信见过他;另一次是在太行,当时他正同战士们一道替老乡修水堰,高挽裤腿站在水中,黑汗水流地扛着石头。我对彭老总并不熟悉,可全军指战员都知道彭老总秉性耿直,一身正气。

我们太行来的一行人都住在中央招待所,吃晚饭时,彭老总同我们打招呼,看到满桌的菜甚是高兴,他笑哈哈地说:“真走运呀,招待所会餐让我们赶上了,我们借了口福哟!

一连两天,餐餐如此,彭德怀纳闷了,这延安怎么天天顿顿都会餐?于是叫来管理处长询问。管理处徐处长告知:延安和敌后不同,延安这里规定干部和战士伙食、待遇是有区别的,战士吃大灶,不同级别的干部也有中灶、小灶之分。住在招待所里的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,所以吃小灶。彭德怀听着介绍眉头越皱越紧,不等徐处长把话说完,他“呼”地一下站了起来,大声嚷道:“太行的战士吃什么,你知道吗?吃南瓜!啃树皮!延安这小灶吃得下去么?”

在太行根据地环境艰苦,没粮吃,干部战士同甘共苦,彭老总同我们一样吃南瓜、啃树皮呀!

说着说着,彭老总将旁边的空饭桌一脚踹出好远。拿着一只空碗、一双筷子瓮声瓮气地说:“我吃大灶,带我去!”

我们吃得正香,见状都放下了碗筷,面面相觑,不知如何是好。不知谁说了声:“走,跟彭总司令吃大灶去。”人们都拿着碗筷走出了餐厅,留下了好多桌已上好的饭菜。

这就是我们的彭老总!

为等待中央党校的通知,我们在中央招待所一住就是好几天。

一天晚上,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召集从太行来的干部座谈敌我形势,在座的二十多人像聊天样地谈着。从不远处传来阵阵音乐声,悠扬的乐曲在夜空中飘荡,这在太行可是没有的。有些干部想去看热闹,坐不住了。刘师长让我去看看外面在干什么,我循声找去,原来在王家坪的桃园里,许多人正在那里跳交际舞。我从没见过跳交际舞,也不懂人们那是在干什么,只见桃园的许多桃树上挂着马灯,灯上套着红纸绿纸,在朦胧的灯影里,人们成双成对地在树林里晃来晃去。我还看见有人在吹笛子、拉胡琴,还有“歪脖拉”(我们当时对小提琴的称呼),也没搞清楚这是干什么,只觉得挺热闹,就赶紧跑回去告诉刘师长。在半路上,见到彭老总和师长带着刚才开会的干部,朝这边走来。我上前报告说,前面桃园里正在演戏。彭老总笑哈哈地说:“走,我们去看看热闹。”

那时的延安汇集了许多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。他们的到来也带来了许多新鲜事物,交际舞就是其中之一。

在夜色朦胧的桃林里,风吹彩灯摇曳,男男女女成双成对地和着音乐搂在一起走来走去。我们这些从太行出来的“土包子”哪里见过,个个都目瞪口呆,好一会儿缓不过神来。彭老总看着看着怒目圆睁,跺脚开口大骂起来:“好你个猪丫的!狗丫的!前线的战士啃树皮,吃草根,在和敌人拼命,流血牺牲,你们在后方吃饱了撑不过,一个男人抱一个女人,这算什么东西!”

当跳舞的人得知这发脾气的人,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时,吓得全都跑光了。

刘伯承师长曾留学苏联,对交际舞可见得多了,于是赶紧给彭老总解释,这事才算完。

我与彭老总接触不多,他铮铮铁骨,豪爽耿直,眼里揉不进沙子。我们这些从战争走过来的人,无不敬佩他的卓越战功和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诚。他的革命精神、嘉言懿行,震古烁今,垂范后世。

从敌后回延安,不长的时间却见到许多新鲜的事物,延安同敌后根据地有许多地方真的不一样呀!不几日,我到中央党校报到,开始了我的中央党校的学员生活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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